南京大屠杀:最黑暗的六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1 1937年12月13日,凌晨时分。城墙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日军鱼贯入城。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沦陷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进城的部队里。他4个月前才应召入伍,参加攻占天津、上海等战役,现在来到了中华民国的首都。 每一个日本士兵,战前都接受了“圣战”训导。训导灌输的核心思想是:“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 26岁的东史郎心想,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 东史郎在参战过程中,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他写道: 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抚摸支那人的头,我们的手应该狠狠地敲打他们的脑袋,粉碎他们的骨头,毫不留情地…… 一群戴着钢盔的野兽,就这样闯入了南京。 此时的南京,还有50万市民和约9万伤兵败将困在城内。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失控的屠戮和疯狂的蹂躏。 城陷当天,日军的一些攻城部队接到了命令: 遵照旅团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系把战俘分成每一百二十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不能让战俘发觉。 12月18日,南京城陷第六天。 东史郎所在部队受命去收容战俘,大约7000名中国军人被解除了武装,他们随后被分配给日军各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两三百人,由各中队自行处死。 东史郎知道这事后,在日记里发了一下感慨:“生命这个东西还不值一个饭团。” 事实上,搜查和枪杀中国军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成为日军施行各种暴行的一个堂皇的借口。 日军不仅杀战俘,还杀害了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 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南京大屠杀现场对陆军省人事局长阿南说:“支那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 12月21日,东史郎的战友们抓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山路的最高法院前面戏弄他。他们把这个中国人塞进邮政口袋,扎紧了,再淋上汽油,点着火。口袋里发出地狱般的悲鸣,像火球一样滚动。 这还没完。他们随即将两颗手榴弹拴在扎口袋的绳子上,将口袋推入池塘里。火熄灭了,口袋沉下去,手榴弹在水中爆炸。在他们眼里,游戏结束了,而已。 东史郎说,他特别想家的时候,就有一种杀人的冲动,“想一刀挑死支那人,听他们的惨叫声,或是一枪打进支那人的身体,那样心里或许会舒服些”。 1938年1月23日,东史郎所在的部队奉命调离南京。在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膨胀得几乎就要破裂了。船无法靠岸,他们踩着一具具浮尸,才登上了船。 另一名日本士兵告诉东史郎: 卡车每天都把中国的残兵败将一批又一批地运到码头,我们就把他们推进江中,对会游泳的就开枪打死。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直到一个多月后,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还看到“在郊外的下关港,漂着大屠杀造成的约三万具尸体”。 2 东史郎在南京的时间,正是这座沦陷之城最黑暗的40多天。然而,日本封锁了真相,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新闻: 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对善良的市民来说,他们来得正及时。……大批难民尝到了药品的特有滋味,尝到了美味的食物,他们露出了笑脸,频频致谢。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大屠杀发生的一段时间内,外界压根不知道南京正在经受怎样的炼狱。 直到1938年1月10日,南京城陷第29天,贝德士通过一艘美军拖船带去他的一封密信。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美国人,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沦陷时,他奉命留守校产,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名西方人之一。 这封被带出去的密信是这样开头的:“这是在强奸、刺刀捅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紧接着,贝德士在信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士兵,还有包括许多妇女儿童的普通民众,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借口也不需要了。能干的德国同事(指拉贝等人)估计强奸案例有20000起。我想不会少于8000起,也许还要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有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像这种痛苦与恐怖。小至11岁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在神学院里面,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约有1/3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 在南京城陷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 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界内设立了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栖身避难之所。 可是,在被纵容犯罪的日军面前,安全区并不安全。 “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贝德士说,他和他的同事必须每天巡逻和守夜,用他们的勇敢去阻止、吓退日本士兵的抢劫、强奸。 他逐一记下日军的暴行,写信递交日本使馆抗议。他在信中说,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一栋房子会安全。 由于贝德士等人的揭露和抗议,南京大屠杀逐渐为世人所知。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 但在政治上让步的同时,日本当局加强了对在南京西方人士的管制。他们警告贝德士等人,若再进行“恶意宣传”,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 贝德士并不屈服,继续他的正义工作。日本当局又多次对他进行恫吓,还指控他有精神病。 3 尽管面临各种威胁,贝德士还是认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堪称奇迹。他专门强调,德国人干得尤其出色,为此,他几乎“愿意佩戴纳粹徽章”。 贝德士主要指的是拉贝。 约翰·拉贝(John Rabe),德国人,纳粹党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1908年来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南京沦陷前后,西门子公司让拉贝离开,但他留了下来。 他在日记里解释了他不愿离开南京的原因: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同胞呢? 留下来的拉贝在他住所的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画了纳粹党旗。在这么一点大的院子里,他收留了近600人在此避难。而他主导的安全区,给了25万人避难之地。 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极其讨厌的存在。因为他不但是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即便如此,拉贝却常常有种无力感,并为此常常深感苦痛。 国际委员会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结果,约有一半的人被日军捆绑着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拉贝在日记里说。 拉贝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12月16日,南京城陷第四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 12月17日,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拉贝以为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到来会促进秩序的恢复,结果却大失所望。恰恰相反,情况变得更糟糕。 他说,日本士兵已经堕落成了野兽。 与贝德士一样,拉贝能做到的,就是以个人力量去阻止他所知道的每一起暴行的发生。 他在城里游荡,驱赶正在加害或企图加害中国人的日本士兵。有一次,他甚至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 他说,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袖章。 1938年2月17日,拉贝应召准备回国。数千在安全区避难的女性围住了大门,全都跪在地上,不让他走。 他只得下车,艰难挤出一条路,走出了大门。 4 人间地狱,有神降临。当时,避难的南京女性心中有两尊“活菩萨”,一个是拉贝,另一个是华小姐。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美国传教士,中文名华群,人称华小姐。1919年来到南京,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后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 和拉贝一样,魏特琳原本可以离开南京,但她对美国大使馆的撤侨令无动于衷。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我不能走……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的孩子一样。 事实上,她主导的金女大避难所,成为南京安全区25个避难所中收容女性最多的地方,而且难民中有三成女学生。日本士兵几乎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前来施暴。 12月17日,一名日军中士带着一帮士兵,开着卡车出现在金女大。他们先将魏特琳和从金大来的三名外国人控制在前门口,然后说他们要进去搜查便衣士兵,实际上在大楼里挑选妇女。 最后,这帮士兵抢走了12名年轻姑娘。 在魏特琳的请求下,日本大使馆从12月20日开始派遣宪兵到金女大站岗。但令人气愤的是,站岗的宪兵第一天晚上就强奸了两名女难民。 魏特琳十分震惊,但又感到很难处理——不要宪兵站岗,学校内的难民妇女没有安全保障,而要宪兵站岗,同样没有安全。 她愤怒地谴责日军,她写道: 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在日军最为疯狂的日子里,魏特琳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像士兵一样守卫在金陵女大的前门,或者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她被日本兵扇过耳光,被刺刀威胁过,但她不后悔留在南京。 在这些无法无天的日子,任何一个日本兵都掌握着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对这些毁灭和残忍的行为,作出限制或抵抗的话,后果将会是怎样呢? 拯救生命,保护难民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魏特琳原本计划在校园内收容2700名左右的妇女,结果,最多时收容了逾万人。这远远超出金女大的承受范围。她不得不劝说那些已婚或年纪较大的妇女回家居住。 然而,结局出乎她的意料。 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女人们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在12月20日,我们极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丈夫那里,在她离开我们后的3个小时后遭到了三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六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自己的教训,不会轻易忘记。 在难民营里,魏特琳还常常鼓励难民们不要气馁,中国没有亡,要坚强起来。 有一次,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刺有日本旗的臂章取下来,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 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扔在地上。 南京伪自治委员会在1938年初成立后,要求解散难民所。魏特琳经不住避难姑娘们的哀求,则又陆陆续续收留了一些女难民。“她们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啊!”她说。 而她自己也陷入了精神的困境。看过听过太多的暴行,她极度痛苦,无法挣脱。 到了1938年3月,在记日记时,她还总是不自觉地想写12月份的日期,似乎自己仍生活在12月: 也许是因为12月根本没有日期可言,那只是一连串的苦难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多多少少相似。 5 在日军占领南京最黑暗的六周内,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身处其间,是魔鬼与神性的搏斗。 这场搏斗,跨越国界,穿透时光。 1946年1月,作为日本战俘的一员,东史郎被遣送回日本。40年后,他公开了他的《阵中日记》,以亲身经历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暴行。 晚年,他曾七次来到中国谢罪。然而,一个忏悔赎罪的灵魂,在日本显得那么的孤独。他持续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恐吓和威胁。 1993年,他日记中披露的那个出主意把中国人装在邮政口袋里并烧死的侵华老兵,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东史郎侵犯其名誉。结果,东史郎连连遭遇败诉。他虽败诉而无悔:“我活不了几年了,不想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让日本人失望了,贝德士没有精神病,他活得好好的。 1946年7月,贝德士出现在东京。作为东京审判的证人,他以确凿的证据控诉了日军在南京的残暴兽行,使大屠杀的事实铁证如山,难以抵赖。1948年11月,南京南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等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历史惩罚。 1950年,贝德士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拉贝远没有贝德士幸运。 1938年6月,已经返回德国的拉贝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还附上日军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接受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在西门子公司的担保下,他才被释放出来。他被警告不得谈论、书写以及讲演日军南京暴行。 二战结束后,因为纳粹的背景,拉贝又遭到了逮捕和审讯,随后卷入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运动,被打入另册。 在这期间,他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 直到1946年6月,拉贝的纳粹罪名才得以消除。 魏特琳则根本来不及看到日本的失败。 长期的精神压力,让她患上了抑郁症。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1940年5月14日,她回国治病。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关闭了门窗,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了。 这一天,她离开中国正好一周年。 写到这里,文字和语言,都已经是多余的。我只打得出两个字: 勿忘!勿忘!勿忘!……